股融贷为什么中成药价格格外“难治”

9月1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关于暂停部分药品采购资格的通知》：因企业未按要求调整药品价格，自9月2日零时起，重庆迪康中药制药的荆防颗粒、福寿堂制药的一清颗粒、河南利欣制药的柴胡注射液被暂停采购资格。在完成调价、恢复挂网之前，这三款临床常用的中成药将无法进入上海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渠道。

这一调整释放出明确信号：自化学药、高值医用耗材之后，药品价格治理的硬约束，实实在在地落到了中成药头上。

一张正在收拢的价格治理之网

此次暂停采购是国家医保局近两年系统性治理的延续。2024年初，国家医保局启动“四同药品”（通用名、厂牌、剂型、规格均相同）价格排查，剑指省际间不公平高价、歧视性高价；2025年7月，《医药价格风险线索通报（第一批）》披露，全国挂网的8.8万余个中成药中，个别品种在部分省份的日均治疗费用达到该省同种药品最低日均治疗费用的5倍以上。此后，宁夏、安徽、四川、广西、吉林等省份陆续跟进，以“省内最小每日费用”为比价锚点，对超过3倍、5倍的品种分别实施黄标、红标管理，超过10倍的直接暂停挂网。目前已有十余个省份发布中成药价格调整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处置品种的特征。三款药均为历史悠久、用量大、生产企业多、规格杂的老品种，其中柴胡注射液更是我国第一个中药注射剂，诞生于抗战时期，生产厂家一度超过70家。然而这类品种长期存在同名产品价格悬殊、质量参差不齐、成本难以核验的问题。部分企业面对比价锚点和调价要求，心存侥幸、拖延观望，最终被暂停采购。

为什么中成药价格格外“难治”

中成药价格治理的难度远高于化学药，这与其价格形成机制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其一，中成药价格形成机制复杂，成本底数难以摸清。中成药成本受原材料、配方、生产工艺、贮藏运输等多重因素影响。中药材作为农副产品，价格随自然灾害、气候、种植规模周期性波动，且我国中药材种植以分散的小规模农户为主，药农市场判断能力弱，容易陷入价高多种、供过于求、价跌弃种、供不应求的怪圈。同名中成药因药材产地、等级、配比不同，成本差异客观存在，加上中成药缺乏类似化学药的一致性评价，成本核算面临现实阻碍。此外，独家品种因缺乏竞争，叠加政策保护，企业拥有较强定价权，容易形成垄断性高价。

其二，定价标准存在不确定性。中成药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起步晚、总量不足、文献质量不高；现行药品临床评价标准源于化学药，强调单一成分的靶向机制，而中成药多为复方，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这使得中成药定价脱离以临床价值为核心的基准，转而依赖成本加成、市场竞争等非临床因素，定价机制存在扭曲。

其三，信息不对称构成深层障碍。企业掌握成本构成、疗效数据等核心信息，在博弈中占据天然优势；监管部门信息渠道有限、专业评估能力受限。同时，价格监管涉及医保、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部门间协同不足，价格监测、成本核算、采购量、质量监测等信息未能互联互通，削弱了动态治理能力。

此次事件中，三家企业拒不降价，表面看是在固守利润，深层次则是成本不透明、比价信息不充分、企业预期不稳定等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外化。

“拉闸”是必要的，但不能“一停了之”

暂停采购资格作为价格治理的执行手段，其正当性和必要性值得肯定。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对明显高于比价锚点、经预警仍拒不调整的价格，如果听之任之，既损害基金使用效率，也对主动降价的合规企业构成不公平。挂网价是药品进入公立医院渠道的门票，门票规则必须刚性，否则整个比价和预警机制将失去威慑力。

不过，暂停采购是手段而非目的，治理实践中需要防止三种倾向。

一是防止唯低价论误伤质量与供给。中药材价格近年确有上涨，连翘、当归、川贝等品种波动明显。如果价格压减脱离成本实际，可能诱发企业改用低等级原料、压缩质量投入，甚至退出市场，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用药可及性。价格治理的目标应是价格合理而非价格最低，要为优质优价保留制度化通道，企业若确有成本上涨的合理理由，应能凭采购票据、原料数据、工艺成本等证据，走动态调整程序。

二是防止“一刀切”忽视品种差异。独家品种与非独家品种、临床必需品种与可替代品种，治理方式应有区分。此次被暂停的三款药均为多厂家生产的常用品种，临床替代方案充分，对患者影响可控；但对独家且临床必需的品种，需要更精细的专家评估和过渡安排。

三是防止重处置、轻服务。价格治理要罚更要导。部分中小企业对挂网规则、比价口径、申诉流程理解不足，监管端应加强政策解读和申报辅导，降低企业合规成本，避免因程序性失误造成不必要的退出。

走向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中成药价格治理涉及政府、企业、医疗机构、患者等多元主体和产业链条各环节，需要构建协同治理体系。

政府层面，应强化监管与政策引导，搭建价格治理框架。一是完善中成药价格评估与质量评价体系，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将价格区分为基础价格与附加价值两部分：基础价格采用成本加成法，通过全国主要药材市场、种植基地、企业进购价调研确定基准成本与合理利润率；附加价值则综合运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将临床疗效、创新程度、文化价值纳入考量，对确有独特价值的品种给予价格倾斜。二是建立中药材战略储备与价格稳定机制，采取“政府+企业”协同储备、中央与地方分级储备模式，平抑原料价格大幅波动向终端药价的传导。三是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医保部门依托全国价格监测网络实施“红黄标”分级监管，统一挂网规则，牵头集中带量采购；卫生健康和中医药主管部门完善全链条质量标准；市场监管部门聚焦价格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违法行为。

医疗机构层面，规范用药与信息共享。医疗机构掌握药品质量、疗效的一手数据，应完善采购管理制度、加强处方审核与合理用药培训，建立中成药使用监测与评价体系，定期汇总疗效与费用数据；对价格异常变动的品种及时向医保、市场监管部门报送，为全链条治理提供依据。

企业层面，优化成本、提升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价格治理压缩的是虚高水分，而非合理利润。企业应主动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并公开报告，提高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通过产学研合作、智能制造、质量管理实现降本增效；对创新剂型和循证研究，监管端可适当给予定价空间，但企业须以真实世界数据佐证。

患者层面，参与监督、形成社会共治。患者要走出高价即优质的认知误区，通过国家药监局数据库、临床指南等权威渠道了解药品证据，主动咨询同类替代方案，拒绝为概念溢价买单；同时善用投诉反馈渠道参与价格监督。当足够多的患者拒绝为不合理高价付费时，市场机制将倒逼企业调整定价策略。

总而言之，三款中成药被暂停采购，是中成药价格治理从建机制走向强执行的标志性事件。它向行业传递了清晰信号：靠信息不对称和渠道惯性维持高价的时代正在终结，价格必须回归价值。但“拉闸”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在挤出价格水分的同时保住质量底线和供给稳定，让成本透明、证据充分的优质优价品种获得应有的市场空间。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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